金色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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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查哈阳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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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14 09:45: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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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宋金山 于 2018-1-27 22:51 编辑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天津东站的站台上,人山人海。每个兵团战士都是倾家欢送。每个家庭是一个旋涡,数百个上千个旋涡组成涌动的人流。爸妈千叮咛万嘱咐。弟妹们挂满眼泪,还带着羡慕之色。每个兵团战士胸佩大红花。尽管依依不舍,但都是庄重的表情。车厢里,市革委主任解学恭率队挨个与兵团战士握手,说几句时兴的话。随着火车一声长鸣,徐徐开动。站台上“哇”的一声巨吼,似惊雷滚过每个人的头上。人们泪水盈眶,狠命地挥手。
    我本来没有要哭的感觉,被这场景震撼了,热泪随即涌了上来,哗哗地往下流。这才有些疑惑,我们去的边疆是什么样子?未来的生活会怎样?还能回来吗?人生步入社会的第一步,就这样揭开序幕。
    别了,天津的少年生活。别了,中学的同学和胡同里的邻居伙伴。
    车厢里兵团战士都是一个模样。绿军装,毛主席像章。女的军帽下面多了一抹短发或两只小辫。他们都是二十岁上下,最小的只有十六岁。
    一中去了120名学生。在九号车厢里,一中的风云人物都在这里。王小勇、廖晓其、杨宝和、关晨平、刘明原、贾廷雁、宋风聚、谭祝节、王端阳-----这些学兄都是一中重要级甚至是顶级人物。平时与他们接触不上。此时,近在咫尺。有他们在,我心里塌实。
    我班6个人。张军生是团支部书记,性格开朗,政治早熟,与我的关系甚好。尹建新人缘好,绰号“古兰丹姆”。耿光的父亲是天津市著名的耳鼻喉专家。宫书田和李顺生都是有头脑的人物。
    高二.二班的学生,是我们初三.二班接对子班级。我们按岁数生日大小,临时排出了十二条龙。我恰恰排行老九,从那以后数年内,“九哥”就在我的连队叫响了。也是天意,我始终信奉“九”和“六”。九十年代我下海经商时,就靠著名的“0096”。
    火车转天到了哈尔滨车站。当时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汪家道,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任司令员,亲自到火车站迎送。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遍布在黑龙江省各个农场,包括劳改农场的基础上组建的。共有六个师和三个独立团。兵团总部设在佳木斯。六个师分别在相当于地委级的直辖市。兵团的宗旨是“屯垦戍边,反帝反修,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因此六个师通信地址,依次以“建”字、“设”字、“钢”字、“铁”字、“边”字,“防”字为信箱字头。二师、三师、四师以苏联援建的国营农场为主,条件相对好一些。五师以日本时期拓荒团打下基础的嫩江地区农场为主。一师以北安和黑河地区为主,条件相对差一些。六师是六九年新组建的,在五八年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时的范围,叫“建三江”,条件最艰苦。独立三团在大庆附近,以畜牧业为主业。独立一团在嘉荫县,独立二团在铁力县。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属于沈阳大军区管辖的序列。团机关以上的正职干部,都由现役军人担任。这些南征北战的军人们,很快地进入角色。适应了农场的环境,把握了政治脉搏,驾驭了生产规律。五十团团长张福深,政委张锡岭,副团长王海祥,股长关文科、赵德林、于广福等一批人,为兵团建设贡献了勤奋和心血。当时还陆续结合了原农场干部。五十团副团长甄奎元,高振民,副政委王英武、刘俊生,副参谋长刘德明,处长韩树义、冯福林等一批人,为兵团建设贡献了忠诚和智慧。
    我被分配到了五十团所在地查哈阳农场。这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盛产东北不多见的稻米。是有名的农垦灌区之一。
    火车途径齐齐哈尔后北上,在拉哈站下车。下车时已是晚上,近千人都住进大车店。男生睡一侧,女生睡对面的火炕上。头一次和这么多女生睡在一个屋里,好奇兴奋,忘却了旅途劳顿。
    转天查哈阳农场(当时叫五十五团)下属的各个连队,派汽车来接我们。我们上了四营,也叫海洋分场的汽车。一路上风尘滚滚,没见到一条柏油路。在诺敏江坐了轮渡。又经过汉古尔河、平阳镇,走了九十公里,到了查哈阳农场所在地“大烟筒”。马不停蹄,路过金光分场就到了海洋分场。在营部休整两天,我和吴连生、刘宾、吴兴龙、韩玉林、孙连捷被分到交通最便捷的五连。我班的其他人去了七连。同分在五连的还有天津吉林路中学的十几位女生。转年,又来了卫津路中学和中山门中学的几十名天津知青。
   
    每个连队实际上是个自然屯,有百十户人家,都是挣工资的国营农场职工。五连有八百多垧耕地(每垧折十五亩地)。配备有六台东方红拖拉机,三台康拜因收割机,两台叫罗马的拖斗运输车。还有十来挂马车。
    屯里的砖房不多,依稀地不足十栋。大部分还是泥瓦房,墙是用厚厚的黑土“干打垒”起来的。屋里都是对应的两侧火炕。火炕上的摆设是一对陈旧的木柜,上面叠着破旧的棉被棉褥。还摆着各种水果罐头的玻璃瓶子。泥土墙上贴着文革中时兴的宣传画,还有过时的年画。外屋是锅台,烧饭烧水的同时,也烧热了火炕。柴火是每家的生活必需品,有草有蒿,有麦秸有豆秸。每家都备有锋利的缮刀,用于秋季打火柴。家家房前屋后有自种的菜地,都养猪喂鸡。老职工虽然挣三十二元的工资,但能养活父母和四五个孩子。父子俩都是职工,家庭就算富裕了。
    五连的百十余户人家,有百分之六十是贫下中农出身,阶级队伍的阵容强大。从中产生的班排长,机务工人,后勤管理人员都带有贫下中农的本色。以韩广金、苏洪亮、黄阜、李万春、金连石、张景森、李福泰、杨维国、于洪林、李明山、拱司友、陈伯合、郑家田、葛新等一批代表人物,组成的阶级阵线异常鲜明和强大。地富反坏右有十几位,天天由杨守山和崔华生带着劳动改造。
    连长孙贵和指导员梁廷玉是贫下中农的代表人物,他俩带领五连“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生产和政治都走在五十团的前列,获取了无数个荣誉。知识青年,当时喊“新战友”,在这个环境中接受再教育,得天独厚。
    新战友来自五湖四海,以上海、天津、北京、哈尔滨知识青年居多。还有齐齐哈尔、鸡西等城市知青。六八年和六九年,每个连队都达到了几十名至二百多名知青。整个查哈阳农场有一万三千名知青。
    哈尔滨知青讲义气,初期知青相互打架,都是哈尔滨知青占上风。北京知青能“侃”,家庭关系硬,社会信息多。天津知青爱“白唬”,爱踢球,爱摔跤。上述三个城市知青的共同特点,是恋家。每年的探亲假必须享受,不能轮空。而且每次回家,都扛着整麻袋的豆油、木耳、黄豆、葵花子。负重百十来斤赶火车,抢座位。回到家后,父母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帮助孩子洗澡,洗从里到外的衣服;还得择头发上的虱子。
    上海知青则不然。他们头脑清楚,大都精明,且最能吃苦。三年不探亲也无所谓。因此每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队伍中,上海知青占到百分之八十五;入党提干占到百分之七十。
    四大城市知青汇集在每个连队里,开始时互相戒备,互不信任。渐渐出现摩擦,甚至是群殴和械斗。慢慢地有了沟通,互为渗透,不再以区域划圈子。而以个人好恶志趣形成朋友,男女间也能谈情说爱了。

    男宿舍里两侧的火炕,有三四十米长。通道上有两座单砖砌成的火墙。知青的被褥都卷起来,每逢开会各自坐在自己的被褥上。炕面上坐着老职工,炕沿上坐着女知青和职工家属。开会时宿舍里烟雾弥漫,喧闹声,嬉笑声,打逗声此起彼伏,一百多人的声浪能传出很远。开会是兵团的主要活动方式。搞不完的运动,干不完的生产,说不尽的故事,都要通过开会这个平台。几乎每三天就有一次全连大会,有时连续开三天。
    每次开会前,大家唱起带有浓重东北味道的歌儿: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热爱你,心中升起红太阳。越看心里越爱看,越看心里越亮堂。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说来也奇怪,那时的人们特别愿意参加这样的大会。在地里劳累了一天,赶紧吃晚饭,赶紧洗脸,赶紧抢占位置。女知青还得洗头梳辫,脸上抹点什么,容光焕发地进入会场,占据炕沿上显眼的位置。老职工们不甘落后,从地里赶到家里,又从家里赶到宿舍里。找亲近的知青凑到一起,不忘给知青捎上烟叶和葵花子。烟叶有“蛤蟆头”和“包杆红”,极辣且呛人。葵花子粒大饱满,极香且易嗑。男人抽烟为主,女人嗑瓜子居多。开大会之所以吸引人,是这种形式增加了人们的沟通和亲近。二十多岁的男女青年,可以眉来眼去,可以眉目传情,可以暗中随心所欲地观察每一个人。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想自己的心事。这种享受是独特的。
    这里是展示自己的特定场合。假若想出风头,或是想吸引某个人的目光,只要你郑重地发言,或是大声地说一句笑话,或是出一个洋相,哄笑中就达到了目的。但也有怕难堪的,不敢出一点动静,不敢说一句废话,甚至不敢放一丝臭气。
    每次散会,遍地狼籍。满地都是烟头和瓜子皮,烟味和汗臭味久久不能散去。男知青们各扫“门前雪”,动作利索的早早地钻进被窝,火炕的热度使疲乏的身子漫漫地舒展。动作迟缓的就受气,行李卷放不开。别人六十公分宽,你只剩三十公分。睡在炕头的,褥子总是热的。挤在炕梢的,总是凉的。等炕梢见到温度时,炕头的炕席和褥子就该烤糊了。因此,没本事的没能力的智商稍低的,都被挤到炕头或炕梢。只剩下男青年,也就只剩下叫骂声了。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大家骂一人,一人骂大家。各个城市的骂法不一样,“丫挺的”,“搞什么搞”,“操你妈”,“瞅你那个揍行”。每夜里都有跳起来大骂不止的,炕头太热了。也有骂声连天的,炕梢太凉了。有时,中间的火墙因烟道不畅,热度膨胀,“砰”地一声火墙被崩开。这就惨了,热浪所及之处,被褥箱柜,脱下的衣服都是黑的。离火墙近的。连脸都熏黑了,只剩下一口白牙。
    每天早上,起床的钟声敲了半天,男知青们大部分贪睡不起。挨到不得不起时才起来,但来不及洗脸漱口。因为上工的钟声再响,食堂就关上卖饭窗口了。最要命的,起床晚的还得倒大尿桶。
    吃过早饭,分排分班进行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天天读”大约半小时,口齿不错的领读,口才不错的带头发言,然后每个人都表态。日复一日,一直坚持到七一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罕。
    红皮宝书人手一册。学得最多的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还有《反对自由主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使用率最高的警句,几乎每一天都离不开。
    毛主席语录的作用,是无所不在的。统治了每一个人的思想,支配了每一个人的行动。凡是需要作出某种解释或某种决策时,都可以从中找出答案。人们在日常活动,乃至写日记,写信,写思想汇报,写批判稿,写入团入党申请书,都要精心地有针对性地写上一段毛主席语录。有时出现互相矛盾,甚至含义对立的语录,就各取所需,各自领会,各各派上用场。
    毛主席语录基本常用的有四十多条,人们耳熟能详,张口就来。关键是“活学活用”。面对一时的思想活动,或是一件现实活动,能够和毛主席语录对上号,并且引申出语录在思想活动或现实活动中的指导作用。那样的心得体会,就是“活学”。如果再引申到语录指导产生的积极作用,乃至产生积极效果,那就是“活用”。不动脑筋,谈不上“活学”。不能吃苦,谈不上“活用”。作到这两条也得付出代价,累的要死要活时,钻在被窝里也得捧着毛主席的书。就看意志和毅力了。也别说,那时的精神力量确实大,可以大到精神上拥有原子弹。正如毛主席讲了一辈子的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老人家其乐无穷一辈子,带动那时的人们,都在追求其乐无穷。
    兵团知青每天都在产生“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但有差异。积累丰厚的,有典型意义的,领导需要推广的,就可能成为连、营、团、师,乃至兵团级的积极分子。上海知青最出色,能够占到百分之八十五。说明他们肯动脑筋,也最能吃苦。

    到兵团一年,经历了“春种,夏锄,秋收,冬修”的全过程后,知识青年们才知道“锅是铁打的”。
    黑龙江省四月份地刚解冻,春寒料峭。种大田的麦子、玉米、高粱、谷子、甜菜等农作物,必须而且只能依靠机械。大田里每根垄上千米长,地冻得那么硬,人工根本无法操作。人成了机械的奴隶,机械消耗燃料,人却消耗体能。查哈阳能种水稻,既是福分又是罪过。机械进不了水田,人们又成了奴隶的机械。人们在水田里不能穿靴子,只能光着腿插秧。寒冰刺骨,关节就象针扎的一样疼。男人喝口酒,身上还有点热气。女知青可就惨了,几乎都得了程度不同的妇科病。插秧就得不停地弯腰,腰关节没有不受损的。
    相对来说夏锄是轻体力劳动。区别在于弯腰的程度不高。锄第一遍地时,人们还认真,因为需要仔细间苗。铲二遍、三遍地就不认真了,可以用箭步,一个动作能窜出两三米。还可以左右开弓,兼顾两根垄。尽管如此,毕竟还是体力劳动。烈日当头,渴得要命。每根垄都望不到头,一步一挪,一直干到日落西山。
    麦子是“种在冰上,收在火上”。七月底麦收时节,最令人揪心。这时是雨季高峰,连着三天下雨,收割机下不了地,就要命。小麦是主要作物,种植面积大。麦熟了必须及时收割,早一天没有灌满浆,千粒重不足,造成减产。晚一天麦粒掉地或成片倒伏,也会造成巨大损失。连长们天天盼着好天气,同时准备着机械配备、人力配备、运力配备、物资配备、场院配备、后勤配备。不亚于一场整体和立体的战役。
    赶上好天气,人们紧张忙碌。口号是“早晨两点半,地里三顿饭,晚上看不见”。拖拉机和收割机换人不停车。车前麦浪滚滚,车后是一包包麦粒和一垛垛麦秸。运输车尾随其后,六七个强劳力抗起一个个灌满麦粒的麻袋,小跑着往运输车上装运。运到场院晾晒后,二次装入麻袋,营部或团部的汽车再运到国家粮库。一条龙作业,各个环节都不能松劲,而且是连续作业,一气呵成,干满十五天。地里三顿饭不是土豆汤就是白菜汤,就着这些汤,一顿饭咽下过十六个馒头。
    赶上连雨天,机械下不了地,就得“龙口夺粮”,“小镰刀战胜机械化”。人们的心情焦虑而又沉重。在泥水的麦地里摸爬滚打,割下的麦子又扔到水里。麦子两天就会发芽,发芽的麦子不能交国库,只能自己吃。又粘又涩难吃极了。“龙口夺粮”事半功倍,十天的人力奋战,抵不上半天的机械化作业。极大地消耗了人们的体力和精力。所获无几,但也要总结人们精神上的胜利。
    大田秋收,即使下雨,也用不着那么紧张。玉米、高粱、豆子轻易不会倒伏。但谷子的密度大,扎“腰子”特别费劲,女孩子的力气根本不够用。割大豆也受罪,“麦打齐,豆打叉”,豆枝扎手,必须带着简易的皮手套。割不多时,手上就伤痕累累。割玉米割高粱也愁人,一人多高的枝叶,刮得人脸生疼。秋收的好处,是吃的东西丰富。宿舍的炕洞里烤嫩玉米、新土豆。到十月份只剩下白菜土豆,一直到转年吃不到新鲜的东西。

    黑龙江省十月份开始下雪,人们早早地穿上了棉衣棉裤。东北历来冬天“猫冬”。兵团却开始大修水利工程。六九年,五师调集八个团的兵力,在查哈阳地区组织万人水利工程大会战。冰天雪地,呵气成霜。零下三十七度的天气,考验着人们的承受能力。镐砸下去,冻透的黑土地只溅起几星土渣。砸了一整天,一个人不过刨出来些许的土块。用土筐抬到河段上,堆积成线,形成上水渠道。为提高进度,用炸药炸,又出了许多工伤。炸伤脸,炸断胳膊,炸瞎双眼。也有人搭进年轻的生命。冬天修水利也是事倍功半,也是精神锻炼。所谓“冰天雪地炼红心”,也是自欺欺人。
    各种运动往往安排在冬天进行。阶级斗争严酷无情,冬天严寒逼人,运动的本身更加冷酷。有多少人倒在寒冬腊月,有多少人倒在冰天雪地里。
按现在拍摄电视剧的手法,兵团当时可以留下多少刻骨铭心的大场景,留下多少融化在血液中的特写镜头。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政治第一,政治氛围相当浓厚。几年里,兵团和全国的政治运动保持着一个节奏。发动和组织接连不断的运动,如“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一打三反”,“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还有三次大规模的整党运动。由于兵团政治部门齐全,政治领导坚强,政治干部精干,所以历次运动都是有声有色,有始有终。而且总是创造大批的经验,推而广之。
    对于知识青年来讲,兵团是座革命的大熔炉。努力追求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政治能力和政治才干,与日俱增。造就了一批敢批敢斗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培养了一批政治上过得硬的后备干部。从七零年开始,知识青年被陆续提拔到连、营、团、师级的领导干部。也涌现出各方面的典型人物。
    兵团是培养革命英雄主义的摇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所有兵团战士的共同信念。每个人都向往英雄业绩,盼望那闪光的一瞬间。为了抢救集体财产,哪怕是几只牲畜,几根木头,舍生取义,在所不惜。在山林失火、荒地起火、宿舍着火中,在洪涝灾害中,在修路采石爆破中,在工伤事件中,在交通事故中,许多兵团战士英勇献身。这样的知青和故事,催人泪下,唏嘘不已。那时人的价值真说不清楚。那时注重的是精神上的虚夸,思想上的浮躁,政治上的炫耀。特别善于挖掘和延伸,每件小事里都包含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大道理。总是令人耳目一新,为之一震。说人们思想单调,但思考方法相当深入。说人们精神单色,但精神活动相当深刻。说人们感情单一,但感情世界又相当深沉。为了毛主席,没有一个人不幻想当一把英雄,甚至当一回烈士。细想起来,那时的生活又苦又闷,英雄和烈士却是一种超脱和解脱。然而,当英雄当烈士的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
    兵团的运动层出不穷,除了紧跟全国的运动外,还有独自的运动。比如创建“四好连队”,评选“五好战士”。更独特的是,连以上的干部每年都要“思想爬坡”。每个连队都是一个自然屯,“四好连队”难免牵强附会。每个战士都是扛锄头的农业工人,“五好战士”难免风马牛不相及。
    所谓“思想爬坡”,也就是思想上拔高。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拔高到路线斗争觉悟。连以上的干部先在党支部内部讲,再到全体党员会上讲,再到班排长会上讲,最后到全连群众大会上讲。反复评议,反复修改。既有面对面,还有背对背。每个干部都要“灵魂深处闹革命”,思想问题“刺刀见红”。最后上报营党委和团党委。有的干部,这个坡怎么也爬不过去。就有可能在转年的领导班子中消失,或是异地调动。
    七零年我还是副连长时,在第一次思想爬坡中,极为认真。总结出自己一年中“懒”、“软”、“散”等六个问题。在我爬坡的全连群众大会上,老职工和新战友都关注,全连百分之百的人员都参加。结果无人值勤,女知青的宿舍因烟筒油子引发一场大火。知识青年的行李衣物荡然无存,损失惨重。救火的水都倒在了涤卡布料的中山服上,冻成了盔甲。火烤在脸上,热不可耐;冰裹在身上,冷不可忍。在扑灭这场大火过程中,我的爬坡认识得到了升华。
    应该说,“思想爬坡”有积极的意义。促使干部警醒,接受群众监督,有利于在群众中建立威信。也是提高每个干部政治认识水平的有效途径。九十年代全国性的“三讲”运动,就有当年“思想爬坡”的影子。可见这种形式有很强的生命力。
    经过一到两年的全过程,二十岁上下的知识青年们,切身地明白了兵团这样环境是什么概念。意识到在这样的天地里扎根六十年,是得想个法子。各自寻思着各自的位置和出路。有政治基础和天赋的,发挥政治才能和才干,争取入党,争取当连干部,争取上团营机关当参谋和干事。政治上看不到希望的,靠体力拼命干,争取上警通排,争取上机务排,基建排,后勤排,争取上食堂、酒坊、场院、菜园子,争取养鸡养猪养蜂,赶马车赶牛车。一句话,争取从生产第一线撤到第二线。第一线太苦太累,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那时,男知青帮女知青接一根垄,女知青帮男知青洗一件衣服;女的热泪盈眶,男的感激涕零。可想而知,苦和累到什么程度了。
    特别要讲的一个特殊的现象,所谓的贫下中农(老职工)迫害女知识青年。从七零年开始,各连屡屡传出老职工强奸女知青的案件。犯事的有连长指导员,也有不起眼的落后老职工。后来还有现役军人中担任一定职务的。以至于形成一股风。在七三年,整个兵团上下,开展了一场镇压运动。十六团的黄团长和参谋长被枪毙,一些连长指导员被判刑,最轻的也被开除党籍,开除干部队伍。
    实事求实地说,都归罪于“强奸”并不准确。这里面有许多复杂的因素。那时的男女知青不准谈恋爱。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使远离父母和城市的女知青,渴求呵护。人的生存能力和承受能力到了极限。贫下中农衣着简陋,话语粗鲁,外观上没有可爱之处。但在女知青的眼中,他实实在在地帮了你,甚至是救了你,感激之情很容易变成男女之情。以身相许,在所不惜。那个年代只有身体资源是自己能够支配的。
    当然,确实有一批利用职权玩弄女性的道德败坏者。但有些人还是出于人的感情上,政治上,生理上的基本需求。在特定的年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下,发生了特定的遭遇和故事。

    我有幸在七零年五月四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紧跟着六月四日被任命为五连副连长。我不是五连最能说或最能干的,但我有幸遇到了梁廷玉指导员和孙贵连长。之前我当过排长,又当了司务长。司务长的任务是管理食堂兼采购员。秋末冬初,我带车到阿荣旗采购土豆粉条,预备过冬的蔬菜。有一次,“罗马”胶轮车深更半夜才赶回连队。我在露天的挂斗车厢上冻僵了,宿舍里的知青把我抬下来。正巧被梁指导员看在眼里,也感动了贫下中农和知青们。有了这样的火花,我就入了党当了副连长。
    刚当副连长,什么都不懂。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量和亩产量,各种机械的配备和工作量,后勤中基建、畜牧、场院的支配和调度,都不清楚,都不掌握。没有独立指挥的能力。孙贵连长对我不满意,在公开的场合斥责过我。我一度心灰意冷,想打退堂鼓。但身不由己,只能从头学起。从七一年起,我担当起第一线总调度的角色。每天起床,我招呼集合四个生产排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奔向地头。按排按班按人分垄。然后在地那头,统计和监督排、班、每个人的进度。收工时,进行总结和讲评。坚持了一年,终于获得了孙连长和梁指导员的赞许。但知青们有怨气,天天这么干,谁受得了?我从宿舍搬到了连部,每夜孤独地蜷缩在陈旧的办公桌上。思想上还是苦恼不已。
    秋收刚过,我听到五十团采伐连要充实一名连长。我偷着给卢金财营长打电话,自报奋勇。卢营长正愁着呢,一下子就批准了。我心想总算脱离连队,总算摆脱知青们怨责的目光了。没诚想孙贵连长动了感情,把我邀到他家里,四个菜加一壶浊酒。孙连长的老伴患有精神病,从不邀人到他家吃饭。我心里滚烫滚烫的。
    孙贵连长是贫下中农的突出代表。他对各种农作物极其熟悉,生产各道环节娴熟在心,节气和火候把握得顺心应手。他手里搓一把麦粒,就能判断出亩产量和总产量。他只有小学文化,不善于言谈,总扳着脸。但政治水平并不低,每次表态都不走板,每次运动都能适应。手下的排长都怕他,都是绝对地服从,五连的管理绝对过得硬。
    他很辛苦,一年四季在地里转来转去。五连的八百多垧地,他的脚印密度最大。我在连部里睡觉,几乎每天他都是最晚离开的。五连的生产年年走在全团的前列,年年是“农业学大寨”的排头兵。团长和政委对五连赞不绝口,知识青年对孙连长敬佩不已。
    梁指导员没有请我吃饭,但看得出他的依依不舍。这位指导员身材不高,而且单薄。冬天总是披着羊皮袄。他的眼睛有神,而且特别的有神。他是贫下中农的政治代表。
    他文化并不高,字却写的漂亮,政治才干更是了不起。在那个年代里,政治敏感和政治洞察力是第一位的。他多次担任各种运动的工作组长,每到一处总能打开局面,总能出成绩,总能出经验。六九年底到五连任指导员,翻开了五连辉煌的一页。通过大会小会,每一个人对他都折服。阶级斗争的观念,他阐述得井井有条;阶级斗争的动向,他分析得头头是道。通过他的各种思想工作,每一个人都被激活。老职工,新战友,积极向上的,甘于落后的,都在他的鼓动下,奋勇争先。他是五连的发动机,是五连的推土机,是五连的收割机。
    他对我政治上有恩。
   

    七一年八月至七三年二月,我在大兴安岭牛耳河林场,经历了两个夏季和两个冬季的林业采伐。兵团之所以上山采伐,是基本建设的需要。用大米、猪肉、白酒,有计划地换取宝贵的木材。这种不等价的交换,今天不可思议,但在七十年代初,确是双方都需要的。
    夏季的任务是在原始森林中,修筑简易路,以备冬天采伐时用于运输。有六七十人,设置了连级编制。我当上了采伐连连长,指导员是转业军人庄风和。生活条件艰苦,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里。蚊子小咬防不胜防,饮用山上的“空山水”。劳动强度大,用镐锨撕开草皮,取出石头做路基。伐倒落叶松和白桦树,截成一段段,铺设在简易路基上。森林里不起风,每天都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伐木有很大的危险性,每年都有被砸死的,砸伤的更不在少数。森林里夏天还有野熊、野猪、野狼的威胁。
    我却忙里偷闲,独自找乐。经常驾着“解放牌”汽车,挎着小口径步枪,拎着“海鸥牌”照相机,漫山寻找松鼠和野鸭子,还有浪漫的镜头。同时,跟北京知青王刚学会了下围棋。在这期间,我结识了孙场长,照相馆老金和林场检尺员程国珍等许多的林区朋友。
    这时显现出我独立的指挥能力和才干。我与林场领导谈判,在酒桌上论高低。我分配三个排每天的筑路任务。我组织各种学习,包括各种形式的大批判。我统筹安排后勤工作。每天还要做各种思想工作。甚至还得处理工伤事故,还主持过不幸身亡职工的追悼会。
  “哈腰哈腰挂啦,哈腰啦挂钩-----”这样原始的抬木头的劳动号子声,此起彼伏。映衬着我们的满身劳累,满腔悲怆,满腹惆怅。
    上对团党委负责,下对每个战士负责。我的能力得到了验证。我得到全连战士的拥戴,得到王海祥副团长的赏识和器重。他是位现役军人,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我的身上有了孙贵连长和梁廷玉指导员的影子。我的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平衡。
    冬季大部队上山,成立临时党委,由团级领导挂帅。四五百人的规模,十几辆汽车,十几辆拖拉机的配备。这是大会战的性质。三九严寒,零下四十度的天气,对人是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团长们每天都在要进度,营长们每天都在一线督战,连长们每天都在身先士卒。战士们每天都在伐木头,扛木头,装木头,运木头。除了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作用,还有每天补助八角钱在起作用。
    七三年二月,会战进入攻坚战。父亲给我拍来电报,说我叔叔患了癌症,要我“速归”。几次请假,王英武副政委不准。情急之下我逃跑回津。临时党委为了稳定军心,严厉地给了我“留党察看”的处分。我由此在政治上跌到了低谷。半年后改为“党内警告”,一年后到团直农建连恢复副连长职务。在采伐连两年半,是我能力才干施展最充分的时期。那时我二十三岁。
    七三年七月一营党委抽调削职为民的我,参加“一打三反”工作队。半年的时间里,都陷入在教导员和营长两个阵营间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触及了七八个人后,不了了之。但我有缘与关晨平、方和光、刘曼丽、马亚莉、王敬茹、何美华、翟国庆等知青朝夕相处。最重要的是,由此奠定了我和翟国庆的感情基础。
    从七四年开始,我到了团农建连当了副连长。连长先后有王立权、赵治广、杨河沂,指导员是上海知青陆菊梅。副指导员是与我性格相投,秉性相近的周金水。
    团党委为加强农田基本建设,特意新建这个农建连。以机械化为主,有近十台“100”马力和“75”马力的推土机。承担全团修沟挖渠工程,为全团的灌排水利工程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是张福深团长有远见卓识的一步棋。
    农建连有近百人,其中有精明强干的拖拉机手,有毕景泉那样虽“土”但实用的专业人员,有一批团机关干部中的刚刚高中毕业的子女。特别是把团宣传队整编制地纳入农建连,使这个连队的人员素质和精神面貌,与众不同。
    团一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集中了全团具备文艺才干的知识青年。他(她)们能歌善舞,能文能武,特别能战斗。在同样艰苦的生产劳动之余,还要编排节目,排练舞蹈,苦练基本功。象周金水、刘启民、邹德增、裘峥嵘、张铁男、王久民、王春生、杜志光;杨志英、姜忆琴、李素惠、王艳懿、于乃奇、袁兰等一批骨干力量,既在宣传文艺的舞台上光彩照人,又在连队的现实生活中魅力感人。他们既是全团文化生活的传播者,又是连队里的政治骨干。他们既是普通的兵团战士,又是特殊材料造就的知识青年。在全团的范围内,他(她)们有点象今天的演艺大腕,也拥有过“追星族”。但却有着某种深刻的区别,不可同日而已。我有幸与他(她)们愉悦地相处了四年。

    七一年九月,上面传达了林彪叛逃国外的“九一三”事件。人们目瞪口呆,喊了好几年“身体永远健康”,怎么一下子就消失了呢?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空白,知青的头脑中出现了空白。接踵而至的“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充填了这块空白,但知青的政治目光开始审慎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接二连三,人们还在努力地学。这些指示仿佛没有了逻辑,越来越难懂。比如“儒家”、“法家”、“宋江是投降派”,这些历史的灰尘纷纷扬起,历史的人物纷纷亮相,历史的烟云纷纷掠过。知青们在疑惑不解中,政治热情骤然下降,政治生活趋于淡漠。
    到了七六年,在寂寞中爆发了人们不能接受的事情: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相继逝世。天象塌了一样,人们狠狠地痛痛地哭了。四月份天安门广场事件,七月份唐山大地震,十月份粉碎四人帮。这一年天崩地裂,多灾多难。人们茫然不知所措,木然不知所以。
    偏偏赶在这一年,兵团解散,编制恢复到农场体制。现役军人们或走或留,留下来的摘掉领章帽徽,不再是军人。兵团整个结构打乱,领导重新组合,人员重新就位,任务重新定位。从七七年,开始恢复高考制度。知青们乱纷纷地拿起搁置十年之久的课本,谈恋爱的男女们乱糟糟地分手。每个人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轨迹。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成全了少部分知青的回城梦。高考上大学,又走了一批朝夕相处的战友。剩下的知青都动摇了,摧毁了精神底线。什么“扎根六十年”,什么“走与工农相结和的革命道路”,什么“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统统地扔掉了。
    有文化基础的,不顾一切地念书。没有条件的,都往家里写信,哀求父母,无论如何也要办成“困退”,或是“病退”。城市里的父母们被逼无奈,纷纷地托关系,找路子,四下活动。有的人大功告成,有的人无效劳动,有的人损兵折将,有的人适得其反,有的人反目成仇。那一年,往返的信件、电报、包裹特别多。有一半的知青挥手道别,剩下的一半心灰意冷。知青宿舍里冷清清的,没有一丝热气。时常听到知青们,唱起哀怨的悲凉的凄惨的“知青之歌”。每个知青的脸上都写着消极和焦急。打扑克,打麻将,喝大酒,唱大歌,玩“三打一”、“升级”、“拱猪”。这一切都成了苦熬苦等的极端手段。
    我随五十团整党工作队,到五十四团工副业连,担任分队队长。进一步看到了整个兵团都处在苦熬苦等的状态里。
    一直苦熬苦等到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实际主持工作的党中央,终于下发了知青大返城的通知。整整十年,整整十年。知青们才盼到回城与父母团聚,回城重新生活,回城养儿育女。

    兵团的前身是国营农场,是大机械化生产,是中国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严格地说,兵团的老职工不等同于某种意义上的贫下中农。在黑龙江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比之农村插队,比之草原放牧,甚至比之其他建设兵团,幸运多了。
    怎样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人员最多,涉及面最广的上山下乡运动,实质上是一场移民运动。当时却被视为培养千千万万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壮举,是缩小城乡三大差别的有效手段,是缓解城市人口压力的最好途径。但实事求是地看,这场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物。既然文化大革命和这个理论都是错误的,那么,这场运动就是错误的,理所当然必须纠正和终止。
    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怎么形成的?如何决策的?至今披露的文章不多。深刻地思考,应该想到主观上,是毛主席一辈子都在讲农民是同盟军。在他的心目中,农民尽管“脚上粘满了牛粪”,但他们“最干净”。依靠他们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了政权,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大业。尽管建国二十年了,但毛主席心目中还是相信贫下中农“苦大仇深”的阶级属性,相信他们具有天然的革命性和战斗力,相信他们的忠诚。而且他一生最熟悉最不愿意放弃农村这个辽阔的革命课堂。因此,要保证“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要防止“中国共产党出现修正主义”,甚至要想“使北京成为世界革命中心”,就要把祖国的第二代交给农村,交给贫下中农。以磨练意志,磨历阶级感情,磨合绝对忠诚。他始终相信,“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青年一代是大有作为的”。
    客观上当时城市几千万人不能就业,这个举措可以缓解城市的压力,减轻城市的负担。知识青年正巧处于苦闷和无奈状态,茫然无所适从。因此领袖一旦发出号召,也就义无返顾地追求“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去了。
    主客观相吻合,使毛主席的意图得以实现。这应该是吻合毛主席思路和心境的一种解释。因此,他郑重其事地说:“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到了农村这个环境,才发现所谓的“贫下中农”,尽管还有着朴素、朴实、勤恳、勤劳,特别能吃苦的阶级本色。但仅仅保留着对旧社会“苦大仇深”,只能依靠吃“忆苦饭”,开“忆苦会”等这样教育青年的粗俗的低级手段。
    毛主席还深刻地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还处在政治和经济落后状态中的贫下中农,“一穷二白”使他们克服不了狭隘,自私,愚昧的一面。知识青年交给了他们,受到了歧视,怨恨和迫害。整体而言,苦不堪言。尤其是落入云南建设兵团和穷乡僻壤的知识青年的遭遇,惨不忍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有切肤之感。尤其是老三届知识青年,首当其冲,深受其害。
    上山下乡运动有没有正面意义呢?只能说对知识青年形成优秀品质和性格,确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人生道路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后来有所作为的一批人,无不受益于此。还有一点,知识青年给农村和农场带去了城市的生活习惯,贫下中农才知道城市里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除此之外,其它都无从谈起。
    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决策人对国家,对历史,对人民群众的“极端不负责任”。后果是祖国的第二代,遭受了一场噩梦,一场悲剧,一场大倒退。使好端端的国家停滞甚至倒退了三十年。
    在兵团十年,生产活动惨烈,政治运动浓烈,感情世界炽烈。这十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十年,既欢愉,又疲惫。既希冀,又迷离。既丰富,又依稀。这十年,汗洒边疆苦亦乐,泪奠黑土痛也去。这十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来源: 我在查哈阳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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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4 17:59:2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晓琴 于 2018-2-24 21:09 编辑

       好一篇高、深、广 三度俱佳的精彩回忆篇!文中包含内容之广泛、情节之生动、解析之透彻令人赞叹不已!金山老师无愧一中高材生和作家协会成员,多年来勤奋与博学并进。此文更是以超凡记忆、精湛文笔书写出自登上列车至返程归来 十余年间的知青坎坷历程。磨难中自己也由一名清纯学子历练成为干练的连队骨干和光荣的共产党员。情文并茂的回忆录亮点多知识面广,读文犹如身临其境,那些难忘记忆铭刻于心!
    谢谢金山老师金色记忆!新年之际,祝您新春快乐,阖家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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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晓琴,有这篇点评,我即日发到手机版上.  发表于 2018-2-2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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