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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忠发:我和我师傅

时间:2009-07-06 11:26来源:来稿 作者:励忠发 点击:
我在北大荒学放电影时的师傅他姓王,好像也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 我跟他学徒时,王师傅还正当年,三十郎当,小个子,大眼睛,圆脸蛋,一笑二个大酒窝,就是多了点生活的沧桑。


       我在北大荒学放电影时的师傅他姓王,好像也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

       我跟他学徒时,王师傅还正当年,三十郎当,小个子,大眼睛,圆脸蛋,一笑二个大酒窝,就是多了点生活的沧桑,放电影时候戴付眼镜,在当地人中多少也还显的有点学问。

       我师傅他读过些书,私下里还爱听些老唱片,这在当时查哈阳那嘎子,已经是很时髦的事情了。

       听说我师傅谈恋爱,那才叫个轰轰烈烈呢,还闹了个现场直播。

       我师母当时是农场的话务员,那年头在场部能当上话务员,要不是上面有点关系,就一定是自己有几分姿色,多少也是个百里挑一的美人坯,我师傅正管广播室的维护,也算是近水楼台了。

       那晚场部正好没有人,师傅利用职务之便,悄悄地溜进了话务室,在我师母值班的单人床前, 与刚播完音的师母哩格郎,谁曾想扩音器正好没关上,结果落了个全农场现场直播,顿时成了当地人的茶余饭后,弄的老实巴交的王师傅,只好乖乖的把人取回了家。

       我给王师傅当徒弟时,我师傅已经是"电波""二蔓"“三丫”的生了一大堆。

       我也算是查哈阳知青中最早学放电影的,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可能是由于“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原故,我师傅一下子还没思想准备,刚开始放电影时,除了让我爬高挂银幕装喇叭,就是接电源架机器,一直没有让我摸机器。

       我也是个犟脾气,师傅越是不教, 我就越不学, 我开始跟师傅堵气, 我师傅反倒怪我整天写字画画,不好好学放电影。

       好在我师傅还没有传统到要我帮他做家务,就是一年一度的打柴火,他知道我干不动农活,也尽量不让我干重活,就这样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天师傅突然发现我偷偷的在摸机器,便说了句,“你会弄了晚上你自己放吧”,师傅的话吓得我出了一身汗,以为师傅是在埋怨我,晚上到连队架好了机器,我师傅还真的让我放了,弄的我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几次都把片子夹到了镜头里,我师傅站在一旁说,“你不装好,别人也看不了,急什么呀?”“慢慢弄不会有人说你”。我这才冷静了下来,心想反正我是个学徒,怕什么,有人笑就让他们去笑吧。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放映生涯,渐渐越放越熟练。

       当时我们用的是查哈阳最老的十六毫米放映机,老机器三天二头发脾气,不是没了声,就是没了影,所以又跟我师傅学到了不少的土招术,不是敲,就是打,有时还要抱着机器去取暖。

       有一天,师傅告诉我,他要带全家回趟山东老家,这些年一直没有帮手他走不开,好容易可以回家探亲了,听的我不知是忧还是喜,心里总是没有底,万一师傅不在时机器坏了怎么办。师傅反倒安慰我,“我们用的是全查哈阳最老的机器,该遇到的事你都遇到过了还怕什么,最多放不了不放,回来修好了再下去放,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一说倒也让我镇定了许多。

       老虎出了门,猴子称大王,反正师傅也不在,我索性找了几本16毫米的电影机书,把机器全部拆开重新装了一遍,拆到过瘾时还把三营的小峰叫来一起学,匆忙中机器开关的绝缘纸没装好,就把机器发到了五连,谁曾想说好回山东一个月的师傅突然回来了,而且晚上直接去了五连,我刚到连队师傅已经架起机器,接上电源后打了我师傅一个趔趄,气的我师傅当着全连几百个人的面,把我数落了一通,一下子弄的我面子不知道往哪里搁,尴尬的脸,在电影光的折射下,红一阵、青一阵、紫一阵。

       紧张了一段时间的师徒关系,终于随着我取得了放映执照,以及“教会了徒弟,师傅并没丢饭碗”的结局而缓和了下来,无论是白天写字画画,还是晚上下去放电影,看我忙不过来时,师傅甚至还来帮着一起写写弄弄。

       师傅喜欢上了钓鱼,每次下连队总要在途中找一个池塘撒下网或下上套,回来的路上再一起去拉网收套,可师傅的运气真不好,经常是钓不到什么鱼,只捞到一堆小田鸡,师傅会在第二天一大早,用油炸好了放在我正熟睡的炕头旁,我也经常会被炸蛤蟆的香气给唤醒,最香的还是田鸡产籽时,吃的嘴边留下了一层黄黄的油。

       过几天要去大兴安岭放电影了,听师傅说哪里少数民族的习惯是,客人进门后往炕上一坐,只要你白天坐在哪里,晚上就要睡在那里,不管旁边睡的是这家的女主人,还是他们的女儿,你也只能住在那里,不管你晚上做过些什么,第二早上起来,只要你把炕桌上那碗冰凉的水喝光了,什么事也没有,要不然就很难能活着走出门。 

       听的毛骨悚然的我,提心吊胆的来到了大兴安岭的鄂温克族放电影,当地的好多人从来就没有见过汽车,骑着马在后面追赶我们的“大解放”,据说鄂温克族是中国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穿衣住房还是从四九年开始的,原来鄂温克是个游牧民族,生完孩子用一张袍子皮裹着挂到树上,等打猎了回来孩子要还在就抱着继续往前走,要没有也就算了,所以直到解放那一年,还只有几百人的鄂温克族总算定了居,住进了现在的大草房开始繁衍生机。

       电影开始了,我在前面放电影,我师傅在后面操作发电机,放了一半就见对面山坡上火光四起,吼声大作,好似千军万马,气势蓬勃的向我们奔来,我忙去问师傅这么多人朝这来,怎么能坐得下,我师傅一脸严肃的告诉说,那哪是人呀,那是山火!看电影的人群也跟着骚动了起来,好在有位酋长般上了年纪的人,抓起一把土向空中扬去,然后镇定的喊道,没关系吹不到这里,大家才继续看起了“智取威虎山”里小火车进山的场面,下面又引起了一片骚动,原来许多人也从来没有见过小火车。

       电影演完后免不了又是一顿吃喝,山里人的习惯是只要够辈分谁都可以上桌,村长家对着门的三铺炕上,放了三只大炕桌,村里的男女老幼挤满一堂,只要不够辈分的,哪怕是村支书也只能站在一旁端菜敬酒,我一直在前面放电影,人们没看见在后面发电的师傅,说什么也要让我上主桌,我怎么让我师傅都无济于事,我师傅向我使了个眼色,好在师傅他不会喝酒,我也只好将错就错,山里人的热情是不容置疑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喝醉就不够朋友,在这里做朋友也真是容易,只要喝酒!我也只好一个劲的喝酒,一个劲的捏着手绢擦嘴里的酒,终于醉倒了,不倒也不行,我喝的晕乎乎的被人抬了下来,成了山里人的好朋友。

       晚上,所有人都被安顿好后,只有我和后勤的一个股长没处去,自打一进村就坐在放映机箱子上的我,和军人出生,看挤满一屋子的人,一直站在门外的后勤股长,果真应验了师傅的说法,村里人都不知把我俩往哪里送,村长和他们嘀咕了一通后,就见后勤股长扶着我一起上了马车,大冷的天,在山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总算把我们放在深山老林中孤零零的一个小马架里,也是迎门三面炕,只见炕头油灯下斜躺着一个东北电影里特有的,吧嗒吧嗒不停抽着烟,不时还往外飘一口痰的二流子。对面炕上一窝小猪正趴在老母猪周围憨睡着,我和股长被安置在炕的最里头,黑的流油的一落被子就放在我们身后,看着那呕心的被褥,我悄悄地告诉股长说我有一个习惯,出门从来不盖被,说的股长半信半疑的把他自己的羊毛军大衣盖到了我的身上,临睡时股长悄悄地推了我一把,说他今天没带枪,看这地方有点悬,还是不要睡太死,谁想睡了就要推醒对方,说的我出了身冷汗,酒全惊醒了,硬撑着劲,在咪咪糊糊中挣扎,天还没等全亮时,就听到我师傅的叫声,以为还是在梦里,师傅真的出现在了我的炕头,还直埋怨说,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喝多了,会不会有事,闹的他老人家一晚上都没合眼,天不亮就叫上营里的车来找我,朦胧中我抱紧了师傅直想哭……

       从兵团美术学习班回来后,就听说有调令要我去兵团司令部的俱乐部当美工。

       正好我师傅也在办调动,听说师母他们二连的缝纫班里闹破鞋,有人被捉了奸,弄的师娘一直不自在,加上我师傅的工资又一直没有长,大杨树煤矿工资高,正好那里的俱乐部又要人,可是我和师傅二人只能走一个。要说也是,师傅好不容易把我培养出来,什么都没干就要走,但对一名城市知青来说,这又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中国有一种叫“舍得”的文化,在舍与得的面前,我还算是一个敢做敢为的人。

       我没有犹豫就往团里跑,拜托正要去兵团开会的王副政委捎了个信,答应我师傅就是这辈子走不了我也不走了。

       师傅的调动终于办成了,师傅要走了,师傅的全家要搬到大杨树去了。

       那天清晨,我还在营部宿舍的大炕上酣睡时 ,我师傅就坐到了我的炕边,支支吾吾的哭了起来,手里拽着所有的钥匙,枕边还放着师傅刚拿来冒着香气的炸蛤蟆。

       师傅久久不愿离去,一边走还一边唠叨,他说一开始看我画画就知道我会有出息,没想到却是因为他耽误了我的前途,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大老爷们足足哭了有四十多分钟,哭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想不出更多安慰的话,只好陪着师傅一起哭。

       又是一个春天过去了,师傅已经走了好几年。

       我终于考上了中国唯一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我要去看我师傅了,但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

       我坐着夜行的列车去了“大杨树”,大杨树是个小站,来往的人并不多,我也曾多次去大杨树的煤矿放电影,到大杨树车站正好是午夜一点多,臭气熏天的小车站加上熙熙攘攘东去的列车,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月光,在车站通往煤矿的小路上,洒下了一条长长的银带,我往山里走去。

       齐腰高的苇子里,不时留下了冬天的痕迹,没来得及拉走的麦垛,就像小坟头似东倒西歪的点缀了凄冷的夜空,顺着月亮所指的路,我正往山上走时,不远处有三、四个手提棍棒肩杠包的人迎面走来,好似一帮截道的盲流,吓得我不知所措,急中生智的我,立马蹲下身子,躲到了麦秆的背后,好在我是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正好顺便还能问个路,我用微微颤抖的声音,向对方打听,大杨树俱乐部怎么走,幽灵般的声音划破了冷冻的星空,就像催魂般的吓走了提着大棒的人群,我只好无奈的继续往前走。

       午夜二点多,才敲响了俱乐部后面平房东头第一间的门,在激起的阵阵狗叫声中,一个半大老头给我开了门,没曾想就是我阔别了多年的王师傅,师傅瞪大了大眼睛,惊讶的问是谁带我来的?一把抱住我,生怕被人抢去似的说,昨天晚上他们俱乐部的主任刚刚在这条路上被人大卸八块,死的好惨,大杨树没有人敢深更半夜一个人走这条路。还不时的埋怨我为什么不给他打电话,为什么不等天亮了再上来。

       这时,倒让我想起了刚才那几个提着棍棒的人,真是不知者无畏。居然,我一个人能吓走一群人,有时候还真是“大智”不如“若愚”也!

       当我把考上中国最好大学的喜讯告诉我师傅时,师傅又落泪了,他一直在担忧的就是怕耽误了我。

       在师傅家住了两天后,我要和师傅道别了。

       这才又使我想起了,只有“大舍”才会有“大得”的道理来。
 
       其实,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看着远处冒着炊烟师傅住的屯子,眼前不时浮现出师傅送行时的欢喜,渐渐的我挺起了胸,坐上西行的列车,我去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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