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记忆-----我在文革初期

苦辣酸甜

                                               少年记忆-----我在文革初期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市里的工人，学生纷纷拿起笔来做刀枪，口诛笔伐“走资派”，“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大字报铺天盖地满大街都是，高音喇叭里不停的广播着两报一刊社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歌曲，全国一片混乱。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高年级的一些学生组织成立了红卫兵总部。红五类子女们，积极加入其中，我也被批准成了一名红卫兵。我们揭发，批判学校领导班子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家庭出身不好和所谓有问题的老师们。开批斗会，辩论会，写大字报，到外校串连，整日忙个不停。运动很快也波及到了小学，弟弟他们班也开始斗老师，几个淘学生，一见到老师就围着老师，推来推去，要过去被没收的书本和笔。母亲不知从哪知道了这件事，一天她把我们叫到一起，警告我们，没大事，不许上学校，更不许打骂老师，如果让她知道了，绝不轻饶。从此我们姐弟成了逍遥派，很少到学校。我每天除了做家务，就是和楼上几个伙伴在一起。那时候玩的东西很少，几个闺密也都不大爱动，聊天成了我们唯一的乐趣。从学校、同学、家庭、到社会上的所见所闻，几乎无所不谈。偶尔去附近的承德广场转转，看到的也是高喊口号的游行队伍，戴高帽或剃了鬼头被游斗的“走资派”“牛鬼蛇神”，还有工厂，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演出。

       大串连开始了，从小就梦想到全国各地去游山玩水的我，欣喜若狂，我曾去过北京，这次决定去上海。那时各地都有接待站，吃、住不用花钱，妈妈给了我五元钱。列车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一个挨着一个。毫不夸张的说，你抬起脚想活动一下，再放下去，啊，脚没地方放了。只好挤了又挤，才站住了。行李架上是人，厕所里也有人。列车走走停停，我一直站了三天三夜，总算到了上海。下火车时脚肿的老高，鞋已经提不上了，只好踩着鞋后跟走路。参观串连了一个星期，我和同学又杀向北京。列车上的人依然那么多，这次我接受教训，索性在座席下面铺上报纸，躺到里面，虽然很憋屈，但毕竟不挤了。到北京后，我们每天拿着本子到清华，北大去抄大字报，到天安门去拍照。有一天还去一个礼堂参加首都红卫兵批斗国歌作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等人大会。印象中还有周扬、夏衍、阳翰笙。看着他们一个个脖子上挂着牌子，大弯着腰，每个人的双臂都被两个红卫兵反拧着，头被狠狠按下去的样子，心里突然很痛，不由可怜起他们。后来我才知道，田汉68年年底，就背着罪名死在了狱中。一个著名的作家、诗人走的时候甚至没有一个亲友和他告别。当79年为他平反昭雪时，他的骨灰盒里却没有一把骨灰，而是他用过的一支钢笔，一付眼镜和写完的一个剧本。

       文革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它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只能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正常社会秩序被打乱，许多干部，名人被迫害致死。值得庆幸的是，我和弟弟因母亲的及时阻拦，文革中才没有做抄家，打砸抢，那些丧心病狂，惨无人道，  伤天害理的事，保住了做人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