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了解书画升值的秘密

冯晓敏

如何了解书画升值的秘密

北京晚报     2019年10月25日       作者 赵慕宇

   

    评估艺术作品价值时，常有“死后身价百倍”的现象，创作者和评价者其实共同决定着作品的价值。除世人尤为关注的经济价值外，艺术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很大程度受“审美接受史”的影响。正如学者朱万章所说：“一个书画家的作品要得到业界认可，并对后世产生影响，除其自身的艺术原因外，离不开鉴藏家的递藏与同行的砥砺、品评与推广，甚至离不开批评者的鞭挞。”

    此番精准之语，便出自朱万章的新作《过眼与印记：宋元以来书画鉴藏考》，本书将美术史脉络和书画鉴藏结合，通过作者对宋元以来书画的研究，讨论了诸葛亮、朱元璋、董其昌的画作形象塑造，考辩陈容、王蒙、仇英、傅山、吴昌硕等人绘画的生成与特色，讨论赵孟頫、何绍基书法的嬗变与传播，关注岭南四画僧、明代醉饮图等新命题。

    朱万章利用供职博物馆的优势，从书画本体出发，条分缕析，阐释作品的艺术源流与特征，严谨地讨论了鉴藏作品的真伪、传播与影响。全书十五章虽主题不同，但都展示出艺术品鉴藏的关键要素。

    笔者曾在2018年夏季，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伪好物”特展，其中多有“苏州片”画作。所谓“苏州片”，系明末清初活跃于苏州的书画作伪风气。据高居翰之论，明代大画家仇英早年可能也受雇炮制伪作，甚至直到晚年亦有进行。然而仇英不满足于模仿古人，用赝品欺骗末流买家，而是改造一般的赝品模仿风格，使其展现更为成熟、高雅的面貌。这种艺术嬗变便可从仇英“石渠本”“辛丑本”《清明上河图》有所体会。

    这两个版本被认为是仇英真迹，可考究以深，乃存差异。辛丑本遵循宋代历史风貌，表现中原开封的风土人情；石渠本则融入明朝历史因素，添加当时江南的风物装扮，这些细节体现在房顶的鸱吻，画中人物的形态，以及桥梁功能的变化等处。从仇英的艺术实践中，不难发现他仿古不泥古、作伪有追求，也许正因如此，他才能脱离低劣的作伪水准，逐渐成长为画艺精湛、多有个性笔墨的名家。仇英“其心师意匠，新新不穷，可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乎”的境界，不论对艺术创作者，还是普罗大众，都不罔神驰而景行。

    除了艺术家、艺术品自身水准，其他因素也很大程度决定鉴藏价值。比如清代书法家何绍基的作品，自清以降，颇受热捧。何绍基书法“熔帖于碑，独树一帜”“惟运笔轻脱，结体奇巧，无出道州右者”。作者在本书第十三章，详细论述何氏书艺广泛获得认可和传播的六点因素。其一，何绍基游历各方、广交朋友；其二书法作品产量高、散播各地；其三出身名师门下，又开馆收徒，一时声名广播；其四名人推崇，如曾国藩便认为其“字则必传千古无疑”；其五何绍基本人也是颇具“法眼”的鉴藏家，经他收藏、题跋的作品亦可增值；最后何氏家族文风鼎盛，不仅其父擅书，更培养何绍基与其三个弟弟：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时称“何氏四杰”。

    可以看出，诸多因素促使何绍基作品广受青睐。若加以概括，其实正是艺术家本人，通过自我推荐、拜师收徒、家学延续、广结人缘等方式，在艺术圈内拥有更广的名声、更多的认可。常有观点认为，艺术家的自我“营销”是沽名钓誉之举，而现代艺术史尤甚。其实，艺术家在生前得到认可，甚至少年得志，并非坏事。如今必以死后扬名为尚，实在有偏颇之嫌。艺术家与其作品的命运，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一朝评判，而是在更广阔的地域和时代中，被不同欣赏者所认识、接受与评价的动态过程。

    此外，本书讨论“一题多画”主题时，注重书画与文化史、思想史的关联。比如诸葛亮肖像画的三种类型：祭祀、观赏和山水，与当时人们对诸葛亮形象的运用有关。关于葛洪隐居的《葛稚川移居图》，也反映出不同年代的文人心智。而关于朱元璋画像由来已久的争论，其实与朱元璋多疑性格有直接关系，馆阁所存帝王画像，能够让我们清晰了解朱元璋真实相貌，而其放任民间制作自己的“异象”，致使众说纷纭，恰是顺遂朱元璋想法。凡此种种，有待读者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