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毗邻亦异音”

冯晓敏

“区域毗邻亦异音”

明清北京话谈屑

北京晚报     2019年11月04日       作者  李 乔

    历史上，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人们固守乡土等原因，各地形成许多方言，其数量之多、种类之细，令人称奇。方言的繁细，给人们的交流带来很大不便，为方便各地人民的语言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实行了推广普通话政策。

    元代音韵学家周德清在所著《中原音韵》中写过两句诗：“方言岂特分南北，区域毗邻亦异音。”清代文人莎彝尊所著《正音咀华》中有一首歌诀道：“乡谈岂但分南北，每郡相邻便不同。”我国方言之繁、之细，正可用“区域毗邻亦异音”、“每郡相邻便不同”这两句诗来状写。“毗邻亦异音”，就是说即使在同一个方言区内，两个相邻毗连的地方仍有语言差异，各自说着自己狭小区域的地方话。这种用途很窄的地方话，我称它为“微方言”。在古代，“微方言”尤多。

    北京话本身就是一种方言，但明清时代的北京话内部仍有细微的差别。其表现，一是北京内城中的东、西城之间的语言有差别，二是北京的内城与外城之间的语言有差别。这种差别，就是一种“微方言”现象。

    关于北京内城中东、西城之间的语言差别，《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下册有这样的记述：清代光绪年间，居住在隶属于大兴县的东城的旗人，与居住在隶属于宛平县的西城的旗人，他们所说的北京话（乾隆之后，旗人逐渐都讲汉语），在用字和发音上，有许多差别。

    这些差别起于何时？故老相传，至晚在明代，这种差别就有了。比如那时东城人管水桶叫“水桶”，西城人则叫“水筲”。明代做过宛平县知县的范榜写过一本记录北京历史风土的书《宛署杂记》，在第十七卷《民风·方言》中有这样的记录：“水桶曰稍。”“稍”，大概应写作“筲”，筲是竹器，是竹片做的水桶，将“筲”写成“稍”，当是范榜只记准了音，未写准字。“水桶曰稍”这四个字可以证明，隶属于宛平县的西城肯定是把水桶称为“水筲”的，因为范榜是宛平县知县，西城正是他办公和生活的地方。

    范榜又在《民风·方言》里说：“辇毂上民声音可入律吕，第民杂五方，里巷中言语亦有不可晓者……”范榜是湖广临湘人，他把水筲的“筲”写成“稍”，大概是因为他对京城里巷中的方言还没有完全熟悉。

    当代学者启功先生在给学生讲课时，也曾说到昔时北京东、西城之间语音有差别的情况。他说，同是“茶叶”一词，东城人把两个字都读成重音，而西城人的口语习惯则是把“叶”字轻读，如西城有一条胡同叫茶叶胡同，没有一个西城人说“茶叶胡同”时把重音放在“叶”字上，而是把重音放在“茶”字上，“叶”是轻音。（《启功讲学录·论古籍整理》）

    对于清代北京内城与外城之间语言有差别的情况，一位叫孙宝瑄的清代官员在《忘山庐日记》里留下了记录。他在光绪十八年（1892）十月七日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余生长燕京，所操语皆京语也。然与内城旗籍人语微异。”清代北京城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外城之间以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一线城墙为界，旗籍人住在内城，外城为民人（非旗籍人，汉人为主）居住。孙宝瑄是汉人，住在外城。他发现自己虽然和内城的旗籍人说的都是北京话，但仍存在“微异”之处。这种“微异”是何情形？孙宝瑄没细说，也就不得而知了。

    北京话内部竟有“毗邻亦异音”的现象，说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弄清原因也就不奇怪了。原因大致有三个。

    其一，东城、西城分属大兴县和宛平县管辖，其间交通不便，居民走动往来受到一定阻隔，这会影响到语言的一致性。当时东、西城之间并不像现在这样，一条长安街畅通无阻，那时的天安门前是禁区，不许穿行，因而东、西城之间没有一条直通的道路供居民行走。要想在东、西城之间探亲访友，只能南绕东西交民巷（江米巷）走大清门前的棋盘街，或是往北绕行地安门外。这样，在东、西城之间往返一趟，就需要大约半天乃至更多时间，甚为不便，为此，有的居民上路时甚至带上了行李。

    其二，八旗驻防制度造成了东、西城之间旗人交往的稀疏，这也会轻微地影响到语言。清廷在北京实行八旗驻防制度，规定八旗官兵必须固定驻防在北京内城的某一区界内，家属随之居住。这样，旗人在区界之间的活动就会受到不少限制，加之东、西城交通不便，东、西城旗人之间的往来就会更加稀疏，交往的稀疏多少是会影响到语言的。

    其三，造成内城和外城之间语言微异的原因是，由于清廷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即旗人居内城、民人居外城，使旗人与民人的居住状态产生了较少流动的固化性，加上内外城之间只有几个城门定时启闭，往来相当不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语言，使内城的旗籍人更易保留自己的满语成分和语言习惯。

    回眸明清时代的北京话，考查一下那时北京话内部的“微方言”现象，使我们更加体会到语言统一的不易，更加认识到推广普通话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