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北大红楼忆初心 - 知青文艺网

1917年始，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早年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迁至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在北大迅速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为核心的革新堡垒，推动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

走入红楼，只见幽长的楼道旁分布着一间间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教室和图书室。曾经，鲁迅和胡适就是在红楼的“第二教室”分别讲授“中国小说史”和“中国哲学史”。容纳听课人数最多的是红楼的“大教室”，许多著名教授的课程和讲演都是在这里进行的。据说当年北大的教室常常爆满，授课的学者们以其渊博的学识和精辟的分析深深吸引了听课的学子们。如今，不少游客在红楼的教室里徘徊良久，望着黑板上还原的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时留下的板书，似乎在想象往昔的大师风采。

红楼一层的东南角，是新潮杂志社和李大钊曾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1918年底，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发起新潮杂志社，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刊物。五四前夕，以新潮杂志社学生为首的北大学生，在这里制作了3000多面旗帜和标语，罗家伦在此起草《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发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低头！”的呐喊。

1919年5月4日，以北大师生为先锋，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革命运动在全国掀起，红楼便是北大组织五四游行示威的根据地。如今，新潮杂志社的内部也还原了五四前夕，北大学子在此制作旗帜和标语的环境。读着这些赤忱的救国呐喊，仿佛一瞬间回到了那个为了国家生存和民族尊严奔走抗争的热血年代。

在李大钊曾经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前还有不少游客驻足、沉思。1918年至1922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红楼建成后，他在此办公，使北大图书馆从旧式藏书楼转化为了现代大学图书馆。李大钊还在这里写下了《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这间并不大的办公室内仿佛还留存了昨日的温度：书柜桌椅、墙壁上的电话和挂钟一切如旧，桌上的笔浅浅地搁在笔架上，它的墨迹似乎还未干透……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这间北大红楼图书馆李大钊主任室诞生。在这之前，为了个人安全，陈独秀已从北京前往上海，在上海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即是二人在北京分别时的约定和这一历史实际的反映。

今年，恰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为纪念五四百年而举办的展览“五四现场”于本月初刚刚结束，据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从四月底到五月的这段时间里，前来红楼参观的游客人数已超过了16万，有一半以上的游客是自发前来的。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北大红楼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之处，目前纪念馆内正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陈列出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昭示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中国进行早期传播的。

在中国的高校中，北京大学无疑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北大之“大”，不仅在于其学术殿堂的地位，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还在于它有着伟大的精神和光荣的传统。什么是北大精神？北大校长蒋梦麟曾说，北京大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使人“不安于现状，日求改革进步”，使人“不苟安，不懒惰，不堕落，不腐化”。马寅初也曾说：“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北大的精神和传统皆发源于红楼，今天它也获得了接续和传承。“红楼不是简单的一个建筑，它是一个历史物证，是珍贵的文物。走在红楼里，我还是常常会觉得感动。”李金光回忆道，每年都有很多青年学生，尤其是刚入学的北大新生，他们有组织地来到红楼老校区，“从他们的脸上访北大红楼忆初心，我可以看出他们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老北大和先辈们的敬仰，他们对曾经的老北大人在红楼的故事也非常感兴趣。我相信，他们能肩负起重任，可以把五四精神很好地传承下去。”

“我有个明确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大学从来不会独立于社会之外，这在全世界的大学中都是一个特例。”在宋修见看来，社会动荡没有给那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一张安逸的书桌，他们必须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字的办学理念让北京大学成为了一座传播新思潮的桥头堡。这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们在接受伊始并没有把它当成一种书斋里的学问，而是边研究边践行，呈现出一种从书斋向社会快速递进的态势，时代也并没有给他们将马恩全集研究完毕的时间，正如毛泽东所说“有三本书使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宋修见在研究中越发为李大钊共产党人的情怀所感动，李大钊每月有三百大洋的月薪，如此高的收入全部奉献给了马克思主义事业，连去世后的棺材都是学生们凑钱买的。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陈占安认为，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在筹备党的成立过程中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北京大学对党的成立所作的贡献特别表现为四个“中国之最”：第一，最早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李大钊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接受并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人。早在1913年至1916年，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第二，最先在中国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大组织了“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对外称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实际上开展马克思学说研究，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第一次聚会便是在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在李大钊的带动下，北大出现了一批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积极分子。第三，最早在中国大学正式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从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经济系、政治系和法律系先后正式开设“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程或讲座，经学校同意，将这些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及考核范围。第四，筹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基地。1920年，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陈独秀和李大钊分头在上海和北京积极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到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53人，其中正在或曾在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党员占21人。在这21人中，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是党的主要创立者，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何孟雄、范鸿劼、谭平山、沈雁冰等，则是党的早期重要领导骨干。

陈翔在《北大红楼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一文中写道，1917年李大钊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就开始有意识地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1918年，李大钊与时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红楼二层的文科学长室创刊了《每周评论》，这本刊物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李大钊为图书馆积极引入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北大不少师生都去图书馆主任室找他聊天、讨论进步书籍。

文中介绍，1920年，李大钊在红楼的一个大教室里，组织了一场为期两天的辩论会，参加辩论的都是北京各高校的师生，辩论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因为听众太多，教室里挤不下，很多人挤在教室外面听。辩论结束后李大钊作为评判，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证明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规律，不是人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李大钊的发言引起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李大钊于1917年冬受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次年，他出任图书馆主任。红楼建成投入使用后，图书馆便设在红楼一层，李大钊的办公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的房间里。当时，很多师生都喜欢来图书馆他的办公室，既方便读到新书，还可以聊天，罗家伦曾回忆说：“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 他的办公室也因此得了个“饱无堂”的雅号。

在李大钊的带动下，一批热心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经常聚集在这里研究、讨论。这在客观上，为后来马克思学说研究团体以及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播撒下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种子。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红楼第二阅览室做助理员，他就是在这儿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李大钊等人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

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开始研读日本学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俄国十月革命后，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在实践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因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宣称：“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五四运动爆发之时，李大钊将由他编辑的《新青年》6卷5号辟为“马克思主义专号”，专门刊登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文章，其中包括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是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完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1920年7月，李大钊成为北大教授，率先在文科各系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系列理论课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走向深入。

实际上，在1918年冬，李大钊还与北大教授高一涵等人发起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 。那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士”的，这一译名与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当时译作“马尔萨士”）的音译很像。当时情形下使用这一译名，是一种故意的“遮蔽”，是为了自我保护。

1920年3月，“马克斯（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红楼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其成员多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组织讨论会，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成为当时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客观上也培养了一大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同年10月，在红楼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其成员大多来自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共产党小组”的影响下，11月份，以其成员为核心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成立了，同样以北大红楼为据点，积极开展活动。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将“共产党小组”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北京支部的张国焘、刘仁静参加了党的“一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从秘密走向公开，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启事，声明“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并刊登了邓中夏、罗章龙等19位发起人名单。同时，还公开招收会员并介绍了成为会员的条件和入会的方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这份刊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的日刊。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后，他们争取到了校长蔡元培的支持，在北大有了办公和藏书的房间，取名“亢慕义斋”（又作“康慕尼斋”），即“共产主义小室”的意思。“亢慕义斋”也成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名词。尽管李大钊没有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的19位发起人名单中，这在当时，可能更多出于某种“策略”性的考虑，但实际上，李大钊不仅是这一团体的直接参与者，更是指导者，是真正的领导人。

更为重要的是，公开了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注重从工人中发展会员。据罗章龙回忆，他们在第一次全面统计会员人数时，共有118人，其中工人会员23人。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工人运动，使中国革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伟大的革命洪流由此逐渐汇聚而成。1950年，郭沫若赋《咏红楼》诗：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

与李大钊同样从北大红楼走出并为中国早期革命作出伟大贡献的，还有陈独秀。据说，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李大钊笔名）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不过，“五四运动”后，陈独秀被迫离开北京南下上海。1920年初，李大钊与他扮作下乡讨账的商人，将其秘密护送出京。路上，他们留下了“南陈北李，携手相约建党”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