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的中国报道 - 知青文艺网

说到外国驻华记者，人们或许对美国人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译《西行漫记》）最熟悉，这本书第一次将中国红色革命介绍到了西方世界。人们有所不知的是，早在清末就已经有外国记者向西方系统地介绍中国了，这是从一个澳大利亚人开始的，他的名字叫莫理循（G. E. Morrison）。

莫理循，1862年出生于澳大利亚季隆。他从小热爱探险、游走四方。成年后学习医学，年过而立后来中国西南旅行并出版游记，因此被英国《泰晤士报》选中，成为该报首位专职驻华记者。从此，他弃医从文，毕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一段时间内，现在的王府井大街还曾被称为“莫理循大街”。

1897年，莫理循35岁，被英国《泰晤士报》聘为首位专职驻华记者，只身来到北京上任。自此，清末15年间的天翻地覆、世事流转在他的笔下渐次铺陈——列强19世纪末在华的利益争夺、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图谋、义和团运动、北京使馆被围、八国联军进京、庚子议和、清末新政、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清帝逊位、铁路贷款谈判、满汉官员沉浮……莫理循多达四十余万字的清末报道为读者揭示了一个英语语境中的近代中国，细节丰富、形象真实，耐人寻味。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和一众心腹离开紫禁城，仓皇“西狩”。在莫理循的笔下，“慈禧太后、皇帝、端郡王和所有高官已逃至山西的太原府，他们还要接着往西安府行进”，“北京已无政府”。慈禧指派庆亲王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在京和各列强和谈，荣禄、刘坤一和张之洞则通过电报协商事宜。至1901年9月《辛丑条约》最终签订，谈判持续了一年有余。莫理循密切跟踪谈判进展，揭示中外协商各项条款出台的背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辛丑条约》所定赔款数额与偿付方式的最终出台基本上由列强一方主导，但列强各国在此中的表现并不一致：俄意狮子大开口、英国不甘落人之后，日美则相对温和。清政府作为中国国家主权的代表，在与外方进行关乎国之生死的重大谈判时，经常给人一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本末倒置的感觉。当时清政府最关注的，不是商约、不是炮台被削、不是武器禁运，也不是外国士兵驻防京师，而是几个王公大臣的性命。清政府在偿付年限上作出的一点主动要求，虽然顾及了政府的颜面，但实际上为人民带来了超其所限的沉重岁负。刘秉麟先生（经济学家，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曾言：“清政府官场上的‘奏折’及‘上谕’，对外无论吃亏到什么地步，他们总要自己安慰一番，并认为可以‘稍资补苴’。”莫理循报道是此判断的最佳注脚。

莫理循痛批当时联军入京后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德国。1900年8月14日，各国联军攻陷北京，在北京分区而治，德军比别国军队晚到数日，当时京城中有传闻说德军进城后将采取屠城政策，经各国阻拦，未能实现。德军进城后划得一片归为德界：“前门外自崇文门以西，骡马市、三里河大街以北，直至彰仪门。”当时在各国管辖区内的居民为了自保，会在家门口插上一面白旗，“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或者按照某国国旗样式，仿做小旗，插于门前，以免洋兵进门搜刮掳掠之祸。莫理循多次以“在直隶的德国人”为题，指出德国“不是在遏制而是在制造混乱。虽然名义上以和平处之，德国实际上正在掠夺这个国家，牺牲了很多无辜的生命”。“如今，各国正在和中国人谈判，谋求能和中国人重归于好，但德国人却忙着把科举考试考场建筑物摧毁，木柴用来烧火，砖头则用来盖德国警察驻所。”当时的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下令将耶稣会士建立在北京城墙上的天文仪器搬回德国和法国，莫理循对此备感痛心，指出这些天文仪器“在长达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北京城的主要荣耀之一。它们是如此漂亮，以至于把所有与外国人有关的东西都不留情面地摧毁的中国人，都没对它们下手”。这些仪器最终一半运去了柏林，另一半运去了巴黎。瓦德西和德国政府因此在德国国内受到了严厉的舆论批评和质询，最后德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将仪器归还清政府。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清政府当时因为财力等原因竟然拒绝接收。

二十世纪头几年，清政府施行的西式新政给中国社会吹来了一丝新风，莫理循报道敏锐地捕捉了中国社会的点滴新变化。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夫人萨拉·康格记录了她所接触的慈禧和皇亲贵胄：“太后正在学英语，去皇宫之前我就听说过此事，见面时我一直在验证她努力的成果。”在一次与嫔妃、格格等宫眷的聚会上，康格夫人注意到“每位中国女士都已学会清楚地说出‘Good-bye’，并微笑着和我们告别”。慈禧和宫眷尚且如此，民间对英语的热情可以想象。在莫理循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西学进一步传播，帝国范围内普遍表现出对英语学习的渴望”、“人们对西方资料的需要大大增加。现代的、健康的、有指导意义的西方文献以吨计引入中国，日本和上海的出版社活动频繁，巨变正在进行中”。

随着中国国内民族意识的觉醒，当时各地民众发起了“收回利权运动”，许多西方人认为这是中国新一轮的排外浪潮，莫理循则为中国人鸣不平：“欧洲的报纸总是谴责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的呼吁，这个运动预示着国民意识的觉醒，它需要的是友好的指引和鼓励，而不是一味的谴责。”“只要想想1900年时各国列强是如何残酷地打击直隶省，就能更平衡地看待这股潮流，只要记住中国目前得付出多少不公正的赔款，尤其是铁路毁坏被迫付出的赔款，就能知道中国渴望回购自己的铁路是不无道理的了。”莫理循亲自在英国发表演讲，疾呼西方世界应改变对中国的固有思路，认为“中国有许多方面需要批评，但值得赞扬的地方更多——民族意识的觉醒，西式教育的传播，改编军队的尝试，国内新闻界的成长，举国一致支持政府禁止鸦片的努力。这一切都表现出中国人令人惊奇的坦率与勇气”。英国《泰晤士报》当时在英文报界是当之无愧的翘楚，《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报道亦常常以《泰晤士报》的独家报道为信源。因此莫理循的中国报道经过西方世界其他英文报刊的转述，在世界广为传播。

对于中国，莫理循不仅是个近距离的观察者，在清末一些历史事件中也能看到他的身影和影响力。莫理循和清末政要唐绍仪往来密切，他主动向唐绍仪建议撤销天主教教士在华官职，以解决困扰清政府多年的教案问题。唐绍仪请他撰写相关提案，1907年5月，莫理循将写成的长篇提案交给唐绍仪，由唐绍仪经那桐、袁世凯之手呈递朝廷。一年后，这个建议变成了现实。据《光绪实录》记载，1908年4月15日，清廷谕令“教士与督抚司道府厅州县等官按照品秩相答各节，一体撤销”，此后，外国教士不再享有自1899年以来被中国皇帝赐予的在华官职。莫理循曾向当时的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梁敦彦指出，中国有必要在1907年7月1日前加入万国邮政联盟，梁敦彦也请莫理循在要求提高外国货物进口税方面为中国出谋划策。在莫理循任驻华记者的后期，他全力支持中国走上改革道路，和清政府中的改革派官员交往甚笃，堪称清政府的“编外”顾问。正因如此，辛亥革命后，当清朝旧臣袁世凯组建民国政府时，便向莫理循抛出了橄榄枝，而莫理循亦欣然赴任，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第二段职业生涯。

从担任民国政府政治顾问，到在参加巴黎和会时病重去世，莫理循渡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八年时光。头四年是作为袁世凯政府的政治顾问，后四年又相继为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任总统的民国政府服务。担任政治顾问后，莫理循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参与揭露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和推动民国政府参加一战。另一名澳大利亚人端纳继任他受聘为《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为端纳“制作了关于‘二十一条’的分量极重的报道”，后来又建议袁世凯把日本人的文件拍照之后送交给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和海外记者。端纳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戏剧性地描述了这一幕：莫理循约他在书房见面，又故意离开，把文件留在桌面上，他见状便会意地拿走了文件，莫理循回来后也会意地视而不见。在主张民国政府参加一战方面，莫理循和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许多中国知名知识分子不谋而合。莫理循和梁启超关系甚好，在澳大利亚悉尼米歇尔图书馆，收藏有一份梁启超写给莫理循的英文短笺，邀请莫理循到府上参加专门为庆祝其长女梁思顺婚事而举办的茶会。

清末民初的特殊时期为莫理循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影响力的空间。他对中国的报道具有鲜明的个人立场、独到的判断和深刻的思考，这些特点使他当之无愧被称为“中国的莫理循”。作为首位专职西方驻华记者，莫理循是二十世纪以后所有外国驻华记者的先驱。在他身后，有许多活跃在中国政坛的西方记者，如担任蒋介石、张学良顾问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还有被毛泽东视为中国人民的朋友的美国记者斯诺等。细读莫理循的清末报道，便是重读清末民初那一段历史。